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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情况有它的中国翻版。在增加供应量的同时，市场上也开始有了“市场规则破坏者”的议论。一家VC机构合伙人就明确指出：雷军手里的项目即使是在天使阶段也很贵，因为“他身边聚集了太多资本、他也善于和人谈价钱”。
“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确实如此。”一位天使投资人指出，这个领域的估值去年年底才开始有了一些理性回归。高价的原因，一方面是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公司往往自视很高、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关注早期的VC机构也在抢移动互联网项目。“所以往往并不是天使投资对天使投资的竞争，而是天使投资与VC的交叉竞争。”上述天使投资人说。
在其他领域，比如联想之星的另两个关注领域，医疗健康以及先进制造，“碰到机构天使的概率很小”。据了解其仅与创新工场有些合作，还是由于联想控股也是创新工场投资人的缘故。
与美国同行们一样，中国的天使基金及管理者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疑：结构化会断送那些谷歌的潜在挑战者，因为它们会在壮大之前就被卖掉。有人甚至尖刻地认为，那些能够全身心地为新创公司提供帮助的超级天使们已经灭绝了。
天使投资人俱乐部创始人、枫谷投资董事长曾玉就曾表示：应该明确天使投资是民间投资行为，最好不要机构化操作，“否则就成了覆盖早期投资的VC”。她认为惟有界限明显，才有利于产业链的良好发展。
反对者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一旦天使投资通过这些小型基金进行投资，就名正言顺地成为风险投资家了。这种身份的转变，也意味着工作重心由“全心全意地为企业家服务”转到必须对投资人负起信托责任。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创投部创投实验室主任David B.Lerner对此有不同看法：如果同属天使投资人的朋友聚在一起，由其中一名负责管理“基金”日常运作而没有建立公司兼职，其本质依然是天使团体。
对中国的天使基金而言，或许离这样的道德困境还有一段道路。“最重要的是能否活下去、赚到钱。”一家VC基金管理公司下属的天使基金投资人指出：由于基金规模偏小，所以天使基金的管理费用“往往很少”。“但团队要人养马喂，对早期团队的投入又确实不少。”其中怎么平衡？这还是个问题。
更大的问题是，“无论是孵化的还是野生的，创业公司都需要帮助。”天使湾创始人庞小伟指出，除了资金外，核心团队建设、基本管理方法传承、产品/商业模式/竞争的拷打等，都需要天使投资人用自己的“大资源”来帮助这些小创业者。帮扶的内容、方式和VC/PE有天壤之别，“VC关注的项目总不至于犯愚蠢的错误吧？但种子期就可以会”。机构天使们是否准备好了？
或许在未来，还要看到这些机构天使们逐步调整到位。一则消息可资佐证，2011年10月31日，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在Tech Crunch Disrupt北京大会上表示，经过两年的尝试，创新工场已经开始逐步降低孵化器功能，转而向风险投资方向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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